(4)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開創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這是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領導權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認識，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實際，在中國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懈探索的結果。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由于當時對中國社會的性質以及由此決定的中國革命性質、特點等，缺乏明確認識，因而只籠統提出要領導無產階級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任務和奮斗目標。顯然，黨的一大沒有認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實踐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在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的同時，必須確定現階段革命的任務和相應的斗爭策略。

　　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要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解放民族壓迫和封建束縛兩大根本問題的理論。1922年7月，黨的二大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大會指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第二步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黨的二大分清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但仍未認清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

　　1923年6月，黨的三大決定同中國國民黨實行合作，以建立廣泛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將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但是，由于陳獨秀主張“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只能以資產階級為主體、革命勝利后先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然后無產階級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三大并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應當掌握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問題。

　　此后，中國共產黨投身于大革命運動，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和同國民黨右派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努力探索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1925年1月召開的黨的四大突出的歷史功績是，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也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但對如何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中的種種復雜問題，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對政權和武裝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夠的認識。

　　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路線和基本理論的提出過程，體現了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特點。黨的四大前后，瞿秋白、鄧中夏、周恩來、劉少奇、彭湃、李大釗、蔡和森、惲代英等，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作了論述，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四大”的不足。特別是毛澤東在這期間發表的《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要文章，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特殊貢獻。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并成功地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1928年召開的黨的六大，正確地指出中國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卻又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顯然，這種“左”傾觀點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九一八事變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開始發生變化。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分析了當時國內政治形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闡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可能的分化，強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徹底解決了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嫻熟地處理了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對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思考和科學總結，先后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科學概念，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對象、動力、領導力量，完善和深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概括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依據中國革命的新形勢和新經驗，相繼發表了《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豐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并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作出了完整表述。